臺美關稅變局下的產業衝擊與轉型契機

文：陳厚銘（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系名譽教授、臺北商業大學全聯講座教授）

2026年2月12日，臺美雙方於華府簽署「臺美對等貿易協定（ART）」。此一協定不僅是雙邊經貿合作的重要里程碑，更象徵臺灣在新地緣政治經濟秩序中的角色轉換，由全球供應鏈中的專業分工角色，邁向制度層次的戰略協作夥伴。主計總處亦將115年經濟成長率由原預估的 3.54% 上修至 7.71%，市場對出口成長與資本投入的信心明顯提升，顯示該協定對整體經濟信心的正面帶動效應。

然而，協定甫簽署不久，美方關稅措施的法理基礎即出現轉折。美國最高法院推翻援引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（IEEPA）全面加徵關稅的合法性，表面上對高關稅政策工具形成制約，但行政部門隨即依據《1974 年貿易法》第 122 條，以國際收支失衡為由重啟 10% 的全球性加徵關稅，並保留上修至 15% 的彈性空間。此一變化說明，關稅工具並未退出政策舞臺，而是在不同法源之間轉換其操作模式。

法理競逐下的政策風險與因應之道

當前美國貿易法體系中，122、301、232、201及338條款皆賦予行政部門高度裁量空間，得依國安、不公平貿易或產業損害等認定啟動措施。在全球供應鏈安全化與國家主導產業政策升溫的背景下，關稅已由權宜手段轉為常態化的戰略工具。臺灣對美貿易順差持續擴大，2025年達1,468億美元，加以安全與外交高度依賴，使我方在制度與談判結構上相對弱勢。

更須審慎面對的是，我國對美出口逾七成集中於半導體與資通訊產品，多受232條款國安審查所規範，任何配額與關稅安排的變動，都可能對產業結構帶來系統性衝擊。因此，應珍惜ART所取得的談判成果，儘速完成協定之制度化推動與國內配套程序，以降低因政策變動而重啟談判的不確定風險。同時，持續追蹤美方關稅法源的運作邏輯，建立情境模擬與衝擊評估機制，在對外談判與國內產業調整之間保留必要的策略彈性，以提升整體經濟韌性與政策主動性。

戰略嵌入與結構調整

ART 的深層意義，在於臺美產業安全架構的相互嵌入。臺灣透過投資與技術合作，深化與美國科技與供應鏈體系的連結；美國則因關鍵製造能力與技術合作，加深對臺灣產業的依賴。這種制度與技術交織而成的互賴關係，使雙邊合作提升至更高層次的戰略協作。

然而，市場開放亦伴隨結構性調整壓力。美規汽車與農畜產品零關稅進口，將對國內汽車供應鏈與農業部門形成直接衝擊。這並非單純的產業競逐，而是邁向新發展階段所必須承擔的結構調整代價。關鍵不在於避免競爭，而在於如何縮短調整期，使產業能在新的競爭條件下重建競爭優勢。

由分散競逐邁向生態系整合

面對變局，因應之道不在短期補貼或紓困，而在於引導產業由價格競逐邁向價值創造，由單點競爭升級為系統整合，強化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戰略角色。自行車產業的 A-Team 協作模式與大聯大透過平臺整合串聯全球通路的經驗，皆顯示系統協作與平臺化是突破規模限制、強化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路徑。

在國際規則快速重構之際，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並非市場競爭本身，而是制度環境的不確定性。若能以產業品牌IP化、技術創新與平臺化為核心方向，強化跨企業聯盟與多國市場布局，臺灣將能從成本導向的代工模式，轉型為以產業生態系優勢為基礎的價值創造與價值擷取者，在新的全球競局中建立更具韌性的核心競爭優勢。